《老寿星的密谋――长寿社会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一书，是一部探讨人类老化问题的著作。作者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并立足于全球化的高度，剖析老化现象，深究由此引起的各类矛盾、冲
突和后果。该书曾名列德国畅销书榜前茅，发行愈百万册。下面内容即摘自该书。
我们的日常意识和政治意识，低估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震荡”规模，进而低估了震荡的速度，而我们这个世界的裂缝将通过这一速度显露出来。从婴儿潮到退休潮的变化，像一个永不燃尽的火箭推进装置，推动整个西方世界人口的老龄化，在10多年的时间里，让百万之众，让整个族类中的每一个体在通过65岁这一年限后束手投降。这种情形不仅会在一个新的经济社会里，而且还会在一个陌生的心灵世界中发生。美国人口研究所拉响了振耳发聩的警报，为这一艰巨任务的到来提前进行倒计时：“美国正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把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挤到了台后。但时钟在嗒嗒作响，出生率在接近退休率……直到现在人们还以为，第一次退休潮要到2010年才出现，随后老龄化的浪潮才奔涌到我们跟前。可目前比较现实的假设是，第一次老龄化的浪潮将在2008年登场。”
如果我们把这些估计用形象语言翻译出来，地球看上去就宛如一个被宇宙包围起来的巨型养老院。那么，那里会住有多少老态龙钟的人？他们是否患着老年遗忘症和老年痴呆症？我们的集体意识里将含有多少病态的东西？在他们中间又将存有多少恐惧和愧疚、他憎和自憎？
在美国，每7.5秒就出现一次生育高峰――50个婴儿诞生，每7.5秒就发生一次小型灾难。用马克・奥热斯的话讲，每7.5秒就有一个生命落入罪恶的社会。当婴儿潮的产物――出生于1950年至1964年间的那代人――走入养老期时，整个西方世界也将进入紧急状态。
这一趋势所含有的颠覆性爆炸力是统计学难以把握的。众所周知，统计学无法深入人的心灵。它只是把退休的叫做老人，只能揭示赡养者与被赡养者的比例。然而，灵魂的老化远比政府养老金机构的通知要来得早。它通常在10多年前就潜入了人们灵魂的家宅，最初隐藏在地下室晦暗的边缝里，然后爬进橱柜和柜镜里面，最终霸占了整个房屋和所有通道。
“未来的分配之战”，统计学家简洁确凿地指出：“将围绕养老金和养老院的位子而展开。”当然，还有更多的战斗目标，比如：与年轻人接触的通路，尤其是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不光活得长，而且新生的小孩也越来越少。从中生发的新经验将变成昂贵的资源。即使是正处在清醒过程中的联合国人口数学家，也不得不从这一变化规模中得出这样的判定：从这里和从今天起，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孤独而权威的预言家口吻说道：“跟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灾难相比，柏林墙的推倒显得无足轻重。”
就像我们面对所有错误警讯以及有关世界末日的老成预言时学会了思考那样，人们开始这样想、这样说：我今天只有20或30或49岁，2020年离我们还远着呢。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呢？以往的常情是：通过等待，人们发掘出了正确的答案。
然而，我们所处境况的特殊性在于：我们不能像先前的几代人那样，对这一老年化趋势熟视无睹。我们将要被征召，不管我们不乐意或乐意。如果您要为自己的晚年积攒钱财，自然越早越好，因为这实际上是您同您未来的自我之间的经济对话。至于跟我们将来的存在状态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成果之间沟通的其他样式，我们也要予以追踪。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要想研究老年化的踪迹，就得设身处地，就得亲临我们周围的环境。若干年前，在德国东部的莫斯卡奥尔荒原，森林管理员先后发现了两支狼群。这不仅引起了自然保护者们的注意，也引发了人口研究者的议论。柏林世界人口研究所预测，动物不止开始闯入图林根州东部边缘地带，再过几年还将占领人口减少的州中心地带，如图林根森林。人一走，自然便自动返回。在德国西部法耳次森林，人们瞧见了猞猁。它们原本生长于邻近法国的农业地区，但因人口外流而成为那里的孤儿。
事实上，类似的变化已经在文明社会里开始――学校关闭，工作时间延长，养老金短缺，乡村荒芜。政治家们对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感到遗憾，也明白只存在一种选择，只是不说而已，那就是：孩子多，得多付培养费；老人多，则得多付养老金。对于流行艺术明星来说，他们能否幸免于难，全在于可否在家庭节目中获得成功，不然的话，他们就必须作为一个家族粉墨登场，面对全世界的观众，在机敏的年轻人和痴呆的老年人之间狭窄的边界上小心翼翼地搞平衡。人口统计学的对象不再是人口出生，毋宁说是长寿记录和死亡事件。所有这一切始于前几年，现在正处于进行式，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着越来越多的年长者，其人数最终将超过年轻人。
假如我们今天在意识中不增强对未来局势的敏锐性，我们的结局就有如20世纪70年代的成年人。想当初，仿佛被从空中掉下的坠落物击中一样，他们突然得知，我们的工业毒化了环境，地下资源业已耗竭，增长碰到了它的极限。30年来，“罗马俱乐部”传达的信息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了确证，比如通过我们的内疚和暖气器里的测温表。
这将是全球化的人口老化现象。从某一时刻起，它将染印我们的所思所为。它将把我们一分为二：一个是今天的我们，另一个是将来老年时的我们。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即将应运而生，并针对正在变得衰弱的群体，针对他们精神、灵魂和躯体的预备、调整及保障措施。在我们这个共时化的社会里，将诞生两个分道扬镳的时代：少数年轻人的时代与多数老年人的时代。
但，这不止只是政治家的计算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计算错误。当我们扳弄手指估算自己的期望寿命时，总是设想自己会过早地离世。我们学会了争分夺秒，对迟到者加以处罚。这是我们在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中，对自身所作惟一的一次悲剧性的错误计算。多年来，我们变得沮丧、怯懦和消极。我们俨然如局外人一样，庆贺着我们在延年益寿方面的成功。我们自然拥有庆贺的理由：在迄今为止的160年间，女性的寿命每年延长了3个月。1860年，瑞典女性的平均寿命为45岁，是当时所有国家女性中最高的。今天，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提高到85岁。看来，这一发展毫无止境。
由于我们无所准备，因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但要经历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而且要经受灵魂的危难。
期望寿命将成为我们纪元的关键词。它不只是拆解了我们依据各种可能性对自己一生的理解，还标记这样的事实：现今大多数成年人和儿童要比先前的人要活得长久得多。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我们，因为按照人口统计学家的资讯，我们期望寿命的延长动摇了社会体系；它更适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今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可活到100岁，每两个男孩中的一个可活到95岁。假如这一发展停顿了，那么，它不光涉及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变更，而且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呈示出新的人类学境况。
在走过了150年技术现代化历史的今天，人必须为自己对生存境况的调整失误付出代价。我们曾经发动过外战和内战，因为我们不能应对和处理现代化进步过程中的挫折。现在，我们又在进行一场同自己、同未来的自己的战争。人们未曾挖掘出年过50的太古人骷髅。当人类来到这个行星上后，在其全部生命中99.9％的岁月里，个体的寿命仅为30岁。现在，我们这代人必须独自消除刻烙在我们的躯体和文化中一万年之久的历史积淀。
开诚布公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量严肃的研究中首次被狼狈地披露出来的、并且最终被不断增长的惊愕所假设的情况是：我们不再清楚，人类的生命究竟有无时间的极限。我们知道，法国的杰妮・卡尔门特女士活了122岁，按可靠证据，她应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人。但人们并未谈到，这个年龄是一个绝对的极限。2002年初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统计所主任，全世界最善夸夸其谈的人口学家杰姆斯・沃佩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人敬佩的文章，题目是《被打破的期望寿命极限》。在这项研究里，沃佩尔指责政府始终相信人具有凝固的和受限制的生命周期，并由此作出意想不到的错误估计。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人的寿命在今后70年里将增长到83.9岁的预期，沃佩尔作出了女性寿命将高达101.5岁的预测。
为了将未来的收支平衡表修饰得漂漂亮亮，工业国家的政府在人的期望寿命一栏里填写了很低的数字。于是，国民中的年轻人就必须早日腐朽。这只能意味着，如今30岁至50岁的人必须准时去世，惟其如此，政府的结算表上才不至于出现赤字。我们递增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周期与一个社会的死亡年限遥相对立。这种对立告诉您：您要死得及时。更为棘手的情况是，人类长寿的成功史仅仅迈出它的第一步。在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和国家机构资助的老年研究报告中，沃佩尔和他的同事基姆・欧彭分析了来自澳大利亚、冰岛、日本、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美国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将成为生命时间之革命的见证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寿命每年延长3个月。百年高寿对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委实是一种常态。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是否存在着寿命极限。即使我们务必给出一种极限，我们也只能说：我们显然还不曾接近期望寿命的最大值。人的期望寿命是一条陡然冲人云霄的直线，人的生命周期或许也没有明确的边界。
期望寿命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也是置身于某一社会中的我们的一种期待。鉴于长寿，我们陷入了与生物钟的冲突；鉴于高龄，我们十分缓慢而长久地走近死亡。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为年迈者，未来的资源将自动减少。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使用的方便，表格和信函问卷上印上了年份“19”，这似乎暗示了文卷或其使用者都难以存活到“20”之后的年份。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个老年化社会的文本样式。对持续受到年长者统治的年轻人来说，寿命增长的极限便成了统治时间的极限。
精神的危机虽不适合当作周末聊天的话题，但它会改变我们与生命的关系。而这种改变又将引发正在老化着的大脑、五官及自我意识产生的物理和心理危机。举例说来，年复一年，会有更多的人怀疑自己的感觉和知性，他们财力上的恐慌感也在与日俱增，即使不存在促发这类心态的现实原因。单是在美国，据推测，对大脑衰竭和早老性痴呆的畏惧就像朦胧的雾气，弥漫在7000万人的心头，支配着他们的行为。
我们了解青春，因为我们大家都曾经历过青春时代。我们观察、嘲笑和妒忌年轻人，并试图仿效他们。所有文化都了解青春，因为所有人都曾经青春过，但只有极少数人了解老龄。老龄在我们社会的文化史和进化史上算是比较年轻的事物：曾一直是生命中的不可能性，是少数人特有的经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足50年，所以也就无法提供相应的情报。生物学家汤姆・柯克沃德写道：“如今的老年人构成了先遣队，投身于一场闻所未闻的生命周期革命。他们鸣钟宣告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天翻地覆，让生与死在新的光芒中亮相。
先驱者已经上路。而我们则是跟随其后的大部队。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从西方文明中已分化出一支巨大和新型的探险队。当您40或50或60岁时，您或能亲历社会。然后，影响德国政治的所谓“多数”也将50、60岁，甚而70岁，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如年龄在30和40的那批人，已感染了惧老症。当这一传染造成瘟疫时，人们就会热衷于当下生活，反抗对自己未来的和对他人当下的养老义务，其后果可以同历史上大瘟疫造成的人口迁移相提并论。如果上述情况出现的话，那么，到了最后，80和90岁的人将构成了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那一部分。
（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定价：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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